可生活也便这么继续

 　　相当长时间以来，何谓“资本主义”国家，何谓“社会主义”国家，日益令我困惑。自今年2月起又有《炎黄春秋》载毕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谢韬老先生“论民主社会主义”一文，引起海内外沸沸扬扬，议论不断。赞同者评价甚高；那些攻击性的言论似曾相识，都是上纲上线，棍子在手，“不是学术问题，是政治问题” 云云，而且都以正宗“科学社会主义”说事儿。似乎“科学”与“民主”是互相排斥的，我的困惑就更加驱之不散。余也愚钝，在理论上引经据典，推敲“提法”非所长，只能就自己经验、常识所及，就国内外实情，摆出问题以求教于识者。
　　据我理解，追根溯源，“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思潮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化之际，是关注弱势群体，向着平等方向的诉求。在这一旗号下，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又形成各种流派，总之是以资本为主导的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竞争的一个对立面，在实践中有导致改良的，有导致颠覆和革命的。这是我粗浅的概括，当然是不严谨、不全面的，不过足以引出我的困惑。自1949年以来，我们从“天天讲”的“政治学习”中学到的是：我们实行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比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有“无比优越性”，也不同于其他形形色色的“虚伪”的“社会主义”，包括社会民主党“那一套”。优越性表现在：
　　1、用暴力革命推翻了旧政权，比任何改良都彻底。
　　2、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消灭了剥削。
　　3、实行计划经济，一切生产资料归“国有”（或曰“全民所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劳动者享受劳保，生、老、病、死都由“组织”包了，无后顾之忧，由于是为自己工作，因而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4、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构成的”，“拒腐蚀，永不沾”。所有职业都是平等的，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
　　5、一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唯利是图，取消了私有制，也就取消了利益驱动，以集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从而造就摆脱了自私自利的社会主义新人。及至“文革”，批判 “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物质刺激，取消“八级工资制”，连老技术工人的相对高工资都成为“资产阶级法权”，彻底实行绝对平均主义。
　　6、国家是专政机器。社会主义国家由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后来改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虚伪的，实际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只有资本家有自由，劳动人民只有失业的自由。到“文革”发展到“在一切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贯穿在日常生活之中。
　　7、从“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上世纪50年代前期）到“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历史上的教训”（1963-64《***》之一），苏联的“榜样”从正面到反面。苏联“变修”表现在对内专政有所松动（解冻），许诺物质利益（土豆烧牛肉），对外与美国关系缓和，只有我们坚持“列宁主义”。据此掀起批判国内 “三和一少”（“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少支持民族独立运动）路线。
　　对所谓“三和”需要略加说明：其一、苏共二十大提出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不排除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其二，当时赫鲁晓夫还有自信（现在看来是盲目的），敢于提出与美国在“和平共处”中“和平竞赛”，比赛谁的制度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幸福。中共中央狠批“和平过渡”，强调武装斗争；反对“和平竞赛”的理由是：修正主义以追求物质生活来麻痹人民斗志，正好落入帝国主义圈套，它们就是用资产阶级生活来引诱、腐蚀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我们不能跟着它跑。换言之，比物质，我们是比不过的，我们要比的是革命精神。
　　那一段中共在国际共运中舌战群雄的论战，不是本文的主题，姑不赘言。总之，由“赶超”，到放卫星到三年大饥荒，经过调整，刚开始吃饱饭，又害怕由 “富”变“修”（其实离“富”还远着呢），经过几年“理论准备”，终于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达到登峰造极，“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指的是刘少奇，令全国乃至举世震惊。以后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穷”成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终于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隐性的特权和腐败（那时的委婉语为“不正之风）丛生，在绝对平均的表面下，一切实际的机会和福利按权力等级分配。就以全民挨饿的那几年为例，传说领袖为之废肉食（多长时间不可考），黎民感动，但是在千万饿殍中有几个是“干部”？城乡比例多少？在城里得浮肿病的比例与级别成反比是事实，“穷”能实现平等吗？事实上出现的是权力成为变本加厉追逐的对象，因为生存状态从属于权力的大小，或赖权力的恩赐。国际上则大部分国家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包括共产党，都被列入“帝、修、反”之列，“朋友”只剩下亚洲的柬埔寨和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外加一系列自称“毛派”的革命小组织和政党。
　　现在重提这段历史是追忆当年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样的“社会主义”走到了绝路。
　　俱往矣！那么今朝如何呢？我们的“社会主义”特征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有目共睹，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相对说来，思想政治环境也在曲折中走向一定程度的宽松。因开放而有了横向比较的条件：我们一律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以及被认为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前独联体成员外加东欧国家，都可以作为参照。
　　如果说资本主义片面追求效率，社会主义以“公平”自许，我国社会的“公平”特征如何表现呢？论结果的平等，不论是统计上的基尼系数和肉眼看得到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域差距，职业差距，等等，我们比哪个新、老“资本主义”国家差距更小？论机会平等，也就是“起跑线”问题，城里的民工子弟、乡村的“留守儿童”与那些从幼儿园就入各种高价“班”，或请私人家教的儿童，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吗？普及全民义务教育是造就机会平等的最基本的条件，我国的义务教育能比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优越呢（指事实，不是指写在纸上的政策口号）？
　　关于“人权”，据说“四大自由”云云都属资产阶级，我们讲的是“生存权”。最振振有词的说法是：以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1/4（一说1/5）的人口。撇开国家承认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不论，大批被拖欠工资的民工、矿难不断的矿区工人及其家属、被与官府勾结的开发商扫地出门的“拆迁户”、至今没有彻底查清的令人发指的黑砖窑事件中的奴隶工、因贫而以卖血为“致富”捷径从而感染艾滋病的群体及其遗孤……他们的生存权如何？媒体天天报道国民经济骄人的业绩，令国人自豪，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中国威胁论”。如何“威胁”呢？本人亲历一次国际研讨会，多数外国人都预言中国将坐到世界经济的“驾驶室”中（即成为领头者），本人力辩其非，说明中国自己还有很多困难。在私下交谈中，一位欧洲人说，中国企业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拖欠，我们如何竞争得过！说此话者大约属于“老板”一边的，他们是为短工时、高福利和“工人阶级力量大”（动不动就罢工、抗议、提条件）所苦，他说此话时全无恶意，倒有几分羡慕。“社会主义”云乎哉！
　　关于环保，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欧美和日本舆论大力关注环保问题，在经过筛选进入我国的有限信息中，这个问题占很大分量，我国媒体据此宣传资本主义之“腐朽没落”，领导人在见外宾时也谈这个问题。凡有洋人问及我国是否注意到污染问题，标准答案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不以牟利为先而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不会有污染问题。曾几何时，蓝天、绿水、青山、星空，对许多人来说已成追忆，无净水可用的危机已非杞人忧天。其实就在嘲笑别人污染的年代，我们的问题早已悄悄出现，记得曾访问沈阳，向铁西区方向望去，天空一片黄锈色。只是当时“政治挂帅”，不肯承认那就是污染，同时又树立治污样板。那家“样板”工厂不知用什么办法，可使锅炉排白烟。这是供外宾参观的一个点。我对机械一窍不通，完全没有听懂当时技术工人所介绍的原理。外宾看过赞叹之余，不免要问，这么好的技术为什么不能推广到邻近那么多黑烟滚滚的工厂呢？国营的“优越性”就在于可以不受制于利润的追求，考虑较长远的利益，为什么不纳入计划呢？我当时也不明白。后来明白，其实那时污染问题根本不在视野之内。只是在尼克松访华后有限的开放形势下，为应付洋人，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而做一些样子。实际就是那一家工厂也未过关，冒白烟的锅炉需要暂停生产，外宾走后再恢复生产，照常冒黑烟。
　　诚然，污染是工业化的产物，始作俑者是那些先富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浪费自然资源、污染环境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但是后来觉悟了，主要是在一些先驱人物的呼唤下广大群众觉悟了，进行规模浩大锲而不舍的斗争，遂有后来的治污成绩。以前不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算起，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破坏环境的速度的比例，比“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呢？我国各级“社会主义”政府对关系百姓生存的严重污染问题的责任感和执法力度比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呢？
　　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有若干领域是不能完全推向市场，以利润为驱动的，例如：教育、医疗、学术、社会保障、文物保护等等。而在我国这些领域，不论是明的还是暗的市场化的程度，不必与欧洲国家比，比最讲自由市场的美国也远远超过。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政府，在经济政策上被攻击为“劫贫济富”，其2006年用于社会保险的联邦预算占GDP的7%，其中医疗保险5%，（国防预算占4.5%）。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医疗保险大部分是个人或所在公司向保险公司购买，以及各州政府补贴。联邦政府的拨款是补其不足部分，特别是医疗救助这一块——即65岁以上老人全部免费医疗以及低收入者（买不起保险）的补贴。至于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国家，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府负担的部分就更大了。（至于现在出现过于平均、政府负担过大等问题，难以为继，也可以说是过度“社会主义化”，那是另一个问题）。
　　对于当前的种种问题的由来，有来自两方面的说法都不能令我信服：一说归罪于改革，认为过去实行“社会主义”时期，这些问题都没有。过去如何陷入绝境，已如前述。我感到持此类论点的如果是未及亲历那个年月的中青年，则是属于无知和少不更事，或受某些隔岸观火的洋人的标新立异之说的影响，或者是只以当时信息极端封闭下的官方书面文字为凭，而无视事实。例如看到1958年“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文本就根据自己主观臆想大做文章，肯定“大跃进”。殊不知写在纸上的与实践的相去甚远，其实关于“大炼钢铁”、“放卫星”的恶果的资料也比比皆是，还有众所周知的彭德怀冤案，却都摒弃在立论的依据之外，竟成一家言。这也不能深责，因为在我国的历史和国情教育中对于刚过去的那一段真相始终讳莫如深，歌颂至少比揭露之少犯禁，由无知导向偏见是很自然的。若是年龄足以成为过来人的老人，如此健忘，那么我不免猜测他们当时至少处于某种权势阶层，享受一定特权，或者囿于某种僵化的教条，执着不化，无视活生生的现实。例如有人认为“国营”或“公有”就代表社会主义，现在的问题都源于“私有化”。这就回到了老问题：谁代表“国家”或“全民”拥有这些企业？他们是一群完全超脱于私利的，“特殊材料构成的人”？不由得想起一个颇有意思的例子：多年以前，我因扁桃腺经常发炎，不堪其苦，医生建议我动手术割掉。我问：听说扁桃腺有挡住细菌的作用，割掉后是否更易生病？医生说，这就好比看大门的警卫，本来应该抵挡坏人，但是他变质了，反而勾结坏人进行破坏，那就必须去掉了。我不是把国营企业的负责人比作化脓的扁桃腺，而是既然不存在完全无私的“由特殊材料构成的人”，作为一种机制，行政垄断与大财团垄断究竟有何区别？就以平头百姓深以为苦的房价和通讯费用来说，不都是掌握在国家手中么？现在常笼统说“房地产开发商”，暴力拆迁事件都是开发商之过。其实“房产”可以是私营，而“地产”是国有的，没有地，如何盖房？要知道我国是少数世界上土地完全国有的国家，掌握地产的政府或“公家”，为什么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解决民生问题呢？又如通信的垄断权也是“公有”的，这方面近来已有许多精辟的分析文章，归根结底，部门、集团以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既得利益是实，“全民利益”是虚，除非取消垄断的权力，前者不会让位于后者。我们今天作为消费者如果还享受日常生活中一定的方便和丰裕，恰恰是由于在这些领域内民营经济发展，引入了竞争机制之故。
　　另一方面的说法是“初级阶段”论：说是我们不能与发达国家比，因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待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一定阶段，许多问题就会解决。不少论者举出发达国家历史上人均收入达到某个数字时，腐败最厉害，以后逐步改善，人民福利亦然。也就是“腐败无害论”，（以前此说也用于污染，主张“先污染，后治理”，现在污染到了这个地步，这种公开的论调已难见天日了）。回到我的困惑：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必须与资本主义自发的原始积累阶段一样残酷吗？人家一百年或几百年的经验教训不足以为我们借鉴，必须从头再走一遍吗？再者，引一句“最高指示”：“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任何腐败不会因经济发达了“自动”消灭。发达国家靠的是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强大的舆论监督、在结社自由基础上的劳工和各行各业有组织的长期斗争、精心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健全的法治体制下的立法和执法，经过全社会艰难的、锲而不舍的斗争，才遏制了权力和金钱的腐败。但也没有根治，还是在“魔”与“道”的消长斗争之中。如果这些民众的权利和监督、制衡权力的机制都被冠以“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如何反腐？依靠一个党的集权，自上而下的打击是否更有效？究竟是市场还是没有监督的权力是腐败之源？是权威机构自上而下的查处还是全民的监督和揭发更有效？诸如黑砖窑事件、频发惊人的矿难等等，都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吗？或者说，都是由市场经济引发出来的，与政府、“公家”、体制无关？
　　再说教育、医疗。如果考察一下历史，欧美国家义务教育几乎与“初级阶段”同步开始，然后逐步加长学龄年限。初级教育基本上是各地方政府的责任。如果说我国“初级阶段”财政不敷，那么每一个县每年用于公款吃喝的钱（还不算在饭馆白吃不给钱的）有多少？自县政府以下公务小汽车和办公大楼是“初级阶段”水平吗？似乎还很少见到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处于什么阶段），在同一个地方学校校舍的破败和办公大楼的豪华呈这样鲜明对比的。关于医疗，我们的医疗资源有限，医疗质量和覆盖面当然不能与发达国家比。但是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高官与一般平民的比例，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有我们这样向高官倾斜？ “资本主义”乎？“社会主义”乎？
　　那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究竟是什么？“科学”比“民主”优越性在哪里？上世纪80年代就听说有一位居高位的老革命访问瑞典后叹曰：我们想要做的，他们都做到了，只要换成共产党领导就差不多了。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主要在于是什么党领导？谁（who）做比做什么（what）更重要？余惑之焉。所以，我对各种“提法”和口号只能听其言而观其行，从常识和现实出发，只对“问题”感兴趣，对“主义”只好敬谢不敏了。

　　“人多半是害怕自由的。事实上，大多数人在面对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生活所强加的责任时，出于惰性，渴望有一个明确而又普遍有效的、有秩序的世界性机构，省得他们去费心思索。这种渴望有一个救世主，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行为之谜的心情，就成了清除先知们道路障碍的刺激因素。。。无论谁，如能给予人们一种全新纯洁的幻象，就立即能够激发人类最神圣的活力：自我牺牲和宗教狂热，成千上万人象是中了邪一样准备投降，他们允许被蹂躏甚至甘受强暴。这样的启示者或先知要求他们越多，他们越愿意奉献。自由，在昨天对他们好象还是最大的好事和快乐，而现在他们却愿意为了先知之故而将之抛弃。”

　　——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华南虎事件一线采访手记

　　我有时候很难理解，一些人对一个新闻事件的持续关注，对于我来说，事不关己的事情也只是看看而已，并不会过多的去追究，因为真理与我无关。其实这次也是一样的，我之所以这么热衷去镇坪采访，是因为我忽然就觉得中国社会变得复杂了，因为一张真假难辨的华南虎照片。
　　11月15日晚，我初到镇坪，镇坪县林业局举办了一个欢迎晚宴，我没有谈一句工作的事情，但是就从那天晚上正式介入了华南虎照的调查。16日早上，我们去见了周正龙，第一印象不记得了，觉得跟其他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就是有一些狡猾，可能媒体记者见多了吧。当日下午，在我们吃完午饭的时候，华南虎年画出来了，这样才使我们正式进入事件核心。
　　华商网进入华南虎事件，以我发文声讨傅德志为标志，以华南虎年画事件在一线的采访而成为高潮时期。当天下午，我们一行去采访了镇坪县林业局局长覃大鹏、周正龙的小舅子谢坤全、以及周正龙本人，于是，真相很快就出来了——华南虎照片是假的。
　　当日晚，我正在写稿子的时候，镇坪县全县停电，造成了许多媒体都发不了稿，我借用笔记本一个多小时的电量，点蜡烛写完了全稿，就这样抢得独家首发，再加上华商网论坛的强大舆论支持，华商网也因此成为华南虎事件的核心媒体。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周正龙情绪失控，对我们报社的记者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例如“去帮我报警，让公安局的来抓我”“我是个罪人”这样的话，但也就是因为突然停电，报社的记者没有能打通周正龙的心理防线，功亏一篑。
　　第二天，周正龙突然就变得很镇静了。作为一个没读过书的农民，我真的很佩服他，他的心理素质绝对首屈一指，这可能也就是这次造假事件为什么要选择他的最主要原因！
　　以后每天，我都会最少上山两次，去看他，得到一些信息发回后方，成为即时的网络滚动新闻，华商网也因前线消息源的准确、快速而备受关注。我的电话被打爆了两次，最后我告诉编辑部不要再给别人说我的手机，才略有好转。但也就是因为太多的和镇坪官员、周正龙的接触，让我身心俱疲，每一个没到过现场的人不会体会到这种感觉：当你在一个很小的地方，碰到的人全给你说谎话，而你明明知道他说的是假的，还得给他陪笑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啊！
　　当然，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缩影。报社一位30多岁的老记者说：“回来了一定要看心理医生”，我知道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事实上有许多记者都对我说情绪有点不太正常，记者也是人，不是钢铁，当一个人每天都在思索着同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又错综复杂，没有一个人值得相信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11月23日，我在核实周正龙有没有报警的时候，一下子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周正龙开始不承认报警，但随后又承认了，去问公安局，公安局恨不得指天发誓绝对没有报警。而我随后从内部得到的消息，周正龙确实是报警了，于是我又去公安局找到了接待周正龙报警的警官，他竟还是否定周正龙报警，言辞之恳切，我甚至都快以为是真的了。而这时，省林业厅官员关克，在得知公安局否认后，竟然对记者说“我去帮你协调（肯定报警）”，我都疯了，关克说报警了周正龙否认，周正龙承认了公安局又否认，而他们本应处在同一链条上。关克的表态显然说明了他是在利用我们，而我们却要受人摆布，于是我们打算当天返回西安。
　　回来了和在一线时一样，大家都在问我一个问题：老虎是不是真的？我可以肯定，虎照是假的，镇坪没有老虎的可能性占90%以上。于是就牵扯到一个问题，谁在造假？
　　我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已经出现的这些人物，都不是整个事件的核心，真正的黑手还藏在幕后，一个高智商的造假者。年画事件出来后，这个阵营显然是乱了阵脚，得不到指示的周正龙差点崩溃，但就在第二天，他显然是已经得到了消息才恢复的如此镇静；11月20日，仍然处在年画事件的笼罩下，周正龙开始借上山寻虎避风头，但就在舆论越来越大，连中央媒体都开始声讨他的时候，他本来打算进山去给侄子订婚，却很意外地没有去，他接见所有媒体的记者，说同一句话：“我拍的照片100%是真的。”他为什么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他为什么不离开镇坪，原因很简单，镇坪县对他现在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怕的正是被灭口！11月21 日，陕西省政府开始插手此事，然而政府间派系的争执使得此事更加复杂，省林业厅竟然一意孤行，发表通告坚信“虎照”是真的，并表示“通过刑侦手段调查华南虎年画造假”！
　　5、6年前就有卖的年画怎么可能造假？这是傻子都知道的道理。我在22日凌晨2点开始电话采访年画生产厂家——浙江义乌厂老板骆光临，他显然是被惊呆了……
　　政府机关借助权力行违法之事，太缺乏制约。陕西省林业厅，不仅是拿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是拿陕西人的脸面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然而，谁都拿它没办法，于是才有了“造假集团”在社会舆论面前的全面反攻。而我知道这些的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我当时心里很乱，对一个政府、这个社会彻底的失望。
　　反攻开始于21日周正龙报警，这是一着高明的棋子。因为假如浙江义乌年画厂报警，那么浙江警方将介入事件调查，陕西的保护力就完全失去了效力，而如今，周正龙反咬一口，将来不管怎么样，镇坪县乃至陕西警方都拥有对事件调查的绝对权力，也同样式周正龙报警，开始动摇一部分“打虎派”的决心，造假者明知理亏怎么可能自己报警?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24日，陕西省林业厅又派副厅长朱巨龙前往探访周正龙，为周正龙打气。于是，全国媒体都遭遇了一个困境，这就是全国人民一片骂声而政府巍然不动，谁奈它何？
　　我有时候，觉得周正龙很可怜，他是一个小人物，可能只是因为一点钱，而背负了这么大的一个包袱，事件的最后，他还有可能是唯一的受害者。站在周正龙家门口，寒风袭来，彻骨生寒。历史会记住这一刻吗？无可置疑，这是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事件，这个事件背后，隐藏了这个时代的诚信缺失和人们的焦虑。
　　人，究竟值不值得相信？！
　　从镇坪回来的时候，在安康，我们约到了镇坪动物保护站站长李评，他也是第一位“打虎”的政府官员。我们聊了很久，他对我们说：“我不能告诉你们什么，但是我能给你们一个底线，照片肯定是假的。”而李评本人，也在有关部门的打压下，悄然隐居安康，有家难回。
　　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坚持。政府高层的不作为，这个事件也许就这样一直让中国蒙羞。真相会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总有一天，历史会给这个事件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转帖]卢旺达大屠杀的前因后果
 
在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90年代卢旺达和南联盟所发生的大屠杀是整个人类的耻辱。1998年克林顿总统曾专门飞抵索马里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并宣布援助款项。
从1994 年4月7日开始的100天的大屠杀里有近100万卢旺达人死在弯刀，锄头，棍棒和火器之下，一半多的图西族人口被灭绝，其杀人的速度数倍于当年纳粹用毒气残杀犹太人的速度。当时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的指挥官达赖尔将军后来说：只要联合国愿意介入，只要给他5000名精兵就可以阻止这场人类大灾难，然而被索马里人吓破了胆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数十万卢旺达人的哀号中转身离去。

然而，事实上，只要冷静地思考就可以知道，1994年的那场卢旺达大屠杀不可能被制止。

首先进行武力干涉的联合国决议不可能及时出台，当时策划和执行屠杀任务的卢旺达军人独裁政府本身就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其支持者如法国和吉布提等也是安理会成员，他们压根就否认有大屠杀的事情；中俄两国向来对联合国使用武力介入别国内政持反对态度；美英两国则由于索马里维和行动的惨败而无力再陷“泥潭”。所以，等联合国总部的外交家们辩论结束，艰难地达成一致后，大屠杀也就基本结束了，该杀的都杀了，没杀的也逃走了。在大屠杀后期的6月22日，安理会以10 票对零票（5票弃权）通过决议授权法国组建维和部队进入卢旺达时，卢旺达爱国阵线宣布外国军队为干涉卢内政的侵略者，只要在战区内出现就给予坚决的打击。事实上，法国维和部队客观上又给予了大屠杀的组织实施者头目逃脱的机会。

再者，联合国的干涉机制阻止不了卢旺达那样全民性的大屠杀。联合国派维和部队的本意是对都有和平意愿的冲突双方进行隔离和监督，维和士兵没有首先使用武力的权力。所以，达赖尔将军所等来的联合国命令是：“我们不能同意你所计划的收缴武器行动，因为它明显超越了第872号决议所授予的权限”。联合国部队，西方军队在第三世界国家不能首先开枪，只能自卫。那些手持弯刀，棍棒和AK47的卢旺达人在手中的凶器落下前是平民，在凶器落下后也还是平民，维和士兵若要阻止这样的暴行就会造成这样的“平民”的伤亡，这样的平民伤亡就会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这样的维和机制导致了1995年在前南联盟斯雷布雷尼察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内，派驻的荷兰士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塞尔维亚军队将数万受联合国决议保护的平民押上卡车带走，以至6天内有7000伊斯兰教徒遭到集体屠杀；这样的维和机制导致了2003年500名维和士兵在塞拉里昂被集体缴械并被扣为人质。所以，联合国拖沓，繁杂的“程序正义”无法面对突发的人道灾难。

第三，从索马里维和失败的经历来看，卢旺达的大屠杀在当时情况下无法被阻止。索马里一直是个军阀混战，连年饥荒的国家。当只剩下2个多月生命的晚期癌症患者，著名电影演员奥黛丽.赫本在索马里面对镜头呼吁：为什么我们不采取一点行动去挽救濒于死亡的百姓呢？于是，美国老百姓大受震动，美国政府也在备受压力后向索马里紧急运送粮食和药品，但发现大多数的救援物质被军阀头子给截留倒卖了。1992年12月，联合国决定组织一项名为“恢复希望行动”的维持和平行动。索马里各派军阀对联合国的干涉不满，他们无一列外地扛起了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主义大旗。“索马里联合大会”领导人法拉赫.艾迪德还对对维和部队采取伏击行动，造成数十人伤亡。1993年8 月，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维和部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抓捕这次暴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艾迪德。当时负责索马里事务的联合国特使请求美国增派特种部队帮助抓捕。从这里看到，以美国人为首的由20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部队既代表了良知和正义，也有了动用武力的合法性。但在索马里军阀们看来，他们更具有反抗外国武装干涉内政的天然权力。

美军“游骑兵”特遣队在索马里先后6次单独执行抓捕任务，都很顺利。但在1993年10月3日下午3时，突降的特遣队员在10分钟内就将正在开会的几十名艾迪德武装分子抓获。就在准备撤离的时候，艾迪德利用清真寺的广播鼓动：“出来为你的家园战斗吧！走上街头去打击侵略者吧！”。由此，索马里武装分子从四面八方赶来，虽然他们手持AK47步枪和弯刀，还着开车或奔跑着与美国士兵抢占控制点，美国大兵却不能拿他们怎样，他们在扣动扳机前都是平民。更多的索马里人则兴奋地跟随着美国大兵，就象观看拍电影一样，而武装分子则利用人群向美军射击，一名枪手甚至利用3名妇女作掩护，趴在地上从妇女的胯下向美军开火。打死了美国人是索马里人的勇敢，被美国人打死了，那是美国屠杀平民，就这样，暴露的美军就成了活生生的靶子。最后两架直升飞机被击落，18名美军特种队员被打死，其尸体被索马里人拖着游街的镜头赢来了电视机前的看客们的一阵阵的欢呼，至今不熄。

人民日报就此刊登文章说：“美国舆论一片哗然，一致抨击美国政府出兵索马里。同时，国际上的批评也不绝于耳：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说，联合国不应成为美军军事行动的保护伞；埃及外长穆萨表示，目前索马里发生的一切，将会给索马里民族和解进程增加新的障碍；法国国防部长莱澳塔尔指责美国的所作所为超出了“人道主义使命”的范畴，变成了“不能容忍的对抗”；德国报刊称，美国正在索马里进行“一场肮脏的战争””。奉联合国之命并应联合国特别之请求，代表了“良知”和“正义”的美军的可怜下场令人心悸。

刚刚上台还不到一年的克林顿灰头灰脸，只得下令撤出索马里援助计划。他感叹道：美国人给索马里送去了成千上万吨的粮食和药品，索马里人则送给了美国十几俱士兵的棺木。有20多个国家参与，耗资20多亿美元，历时27个月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彻底地失败了。当时，在索马里的不是5千名精兵，而是3.7万强兵，其中美国就派出了2.7万。这7倍于达赖尔将军所要求的军队也没能阻止接下来的更为惨烈的，使得数万索马里人丧身的战争灾难，还白白断送了100多名和索马里人无亲无故，无怨无仇的维和士兵的性命。

现在，可能会有人说，美国应该不惜再牺牲18人，不惜杀掉3000索马里人，或许就可以挽救后来丧身的数万的索马里人了。可是，索马里人会答应吗？世界舆论会答应吗？我们中国人民会支持吗？凭什么要求美国人出钱出命讨挨骂呢？

黑鹰堕落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美国人的威风扫地了，美国人彻底地滚了出去，可是仅仅一个月后，一场被称为人类的大灾难开始上演了，那就是卢旺达百万大屠杀。18俱美国大兵棺木的后面是数万索马里人的尸体，数万索马里人尸体的后面又是百万卢旺达人的头颅，密密密麻麻地排列在纪念馆里，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一种古老的“宿命”。一些学者认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卢旺达的屠杀可以避免。那就是，在索马里，国际社会消除歧见，团结一致地放开手脚地打击各种军阀，赢得维和行动的成功。在这样威震力量的协助下，达赖尔将军的5千精兵才可能有所作为，否则手里的尖端武器就成了拨火棍，维和士兵就成为活靶子。这就是倒萨成功促使卡扎非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给予我们的启示。

历史不能改写，事后只能假设。在卢旺达，美国人当时明智地选择了“不作为”，所以100万的死难者中没有一个是美国大兵杀的，但美国还得为此道歉并用纳税人的钱去洗刷“罪责”。如果联合国真的通过决议介入，如果美国真的派了 5千或5万精兵去了卢旺达了又会怎么样呢？一年前，美国人应联合国决议的要求去了索马里，被媒体说成是贪图中非宝石去侵略人家，美国人被暴尸街头的场面不少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更多的人心里惦记着的是美国大兵杀了更多的索马里平民。如果一年后，美国真的选择“作为”去了卢旺达的话，在那种野蛮屠杀的情形下，肯定会用手里的尖端武器杀一些卢旺达人，不然如何平暴？但无论所杀的是真暴徒还是假平民，人们会永远记着被美国大兵所杀的100个卢旺达人，定然不会想到美国大兵可能因此挽救了100万个卢旺达人的生命。如果“美国大兵杀100人”和“卢旺达人杀100万人”可以放在世人面前自由选择的话，那么除了那些极端反美人士外，无疑都会选择前者。但问题是，事先谁也无法料到会有100万人被杀，即使有迹象显示有可能会发生，那么是联合国或美国否就可以据此“先发制人”呢？

1994年的卢旺达与现在的伊拉克也有极其相似的一面。那些极端分子所控制的报纸电台等媒体不但鼓吹暴力还煽动仇恨外国人。当卢国总统的座机被击落时，这些媒体渲染是图西族人串通西方人干的。当驻在卢国的比利时军队奉联合国之命保护卢国总理时，被宣传成帮助图西族人策划屠杀胡图族人，并残忍地杀害了被他们称为侵略军的比利时士兵。现在知道，这是胡图族武装迫使联合国撤出维和部队的阴谋，其目的是为了不受限制地屠杀，驱赶图西族人，以达到阻止图西族分享政府权力的目的。

现在的伊拉克，象萨德尔这样的宗教军阀一直在广收门徒，组建私家军，甚至成立自己的政府。就象在卢旺达胡图族武装所做的那样，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体制造谣言，散布仇恨。比如把阿里清真寺汽车爆炸（炸死著名什叶派宗教领袖哈吉姆等129名什叶派信徒）说成是美国人策划的，把炸死56名接受训练的伊拉克新警察的爆炸说成是美国阿帕奇直升机发射的导弹造成的等等。在卢旺达，胡图族极端分子的报纸《KANGURA》煽动说：“让胸中继续的愤懑都爆发出来吧........。在这样一个时刻，鲜血将滚滚成河”，在伊拉克，萨德尔德报纸《阿尔－哈瓦兹包》也充斥着同样的煽动。随着6月30日移交权力的临近，掌权无望的萨德尔利用清真寺布告鼓动武装围攻本已屈服于311恐怖爆炸压力而决定撤军的西班牙营地从而导致冲突升级，因为他们已经等不及了。逊尼派聚居区的费卢杰也重演了11年前的索马里暴尸的一幕。

但这次美国人没有吓破了胆，反而誓言缉拿凶手，平定***，恢复秩序。然而，随着伤亡的增加，目前据媒体报道共有700人之多，虽然联军表示绝大多数为武装***分子，但许多媒体则称被打死的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样，不但各国民众，宗教人士坐不住了，就连被公认最亲美的伊拉克临管会成员阿德南.帕查奇也对美军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说：美军的行动是对费卢杰人民的集体惩罚，是不能接受，是非法的。阿拉伯联盟代表会议后，其秘书长穆萨也谴责了美军的行动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称是“无法接受和危险的行为”并表示阿拉伯国家不应对此置之不理。

按照国际法，美军作为占领当局具有维护当地秩序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在萨德尔私家武装全面***，费卢杰匪徒袭击救援组织车队的情况下，美军选择“不作为”的话，那么又会继续遭到“不尽责任和义务”的谴责。批评和谴责都是没错的，但以此来束缚恢复秩序的行动，为暴力活动打保护伞，则反而会令更多的无辜伊拉克平民的伤亡。如果任凭萨德尔武装占领警察局和市政大楼的话，那实力更强大的西斯塔尼什叶派也不会答应。如果美国真的受不了人命的损失，扛不住舆论的打击而滚出伊拉克的话，那么伊拉克就会群雄并起，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就会互相讨伐，欠有30万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命的原统治者逊尼派就很有可能象在原先也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卢旺达图西族一样被要求血债血还。支持什叶派的伊朗，支持逊尼派的沙特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以及境内有大量库尔德人的土耳其就很难置身之外。那样的伊拉克很可能就是三分的伊拉克，那时候的伊拉克很可能就是中东全面大战的策源地。当然，再残酷的报复战争也会平息的，该杀的人杀光了，杀人的人也杀累了，就像索马里和卢旺达一样暂时和平了。如果那样，10年后，联合国很可能又会定个伊拉克大屠杀反思日，在那一天，人们又会谴责美国的自私和冷血：你美国600人的生命就重于200万个中东人吗？美国总统当然也肯定会飞抵伊拉克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并称诺给予援助补偿，当然，后来的事情谁也无法料到。

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后，那些一贯高喊非洲的事务由非洲人解决的政治家们的责难无一例外地指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的纪念会上，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落泪了，他当时正好是专门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给予维和部队不干涉的命令也正好是他下的，作为非洲人的他应该落泪，但落泪何用之有？

卢旺达大屠杀刚刚落幕，位于欧盟眼皮地下的前南斯拉夫地区正在互相残杀，作为具有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联合国又再次轮番开会，各抒己见。声明发了一个又一个，决议出了一拨又一拨，但杀红了眼的各方互不相让。这场出现在欧洲的战乱，着急的是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积极努力寻求联合国武装介入的也是这些欧洲国家，但压力却压向了失意于索马里而无意插手的美国。当时，在美国白宫前，穆斯林民众和*团体打出了美国是屠杀纵容犯的条幅，甚至高呼克林顿是侩子手的“帮凶”，就和2003年非洲的利比里亚群众在美国使馆前高呼“布什是杀人犯”如出一辙。但当美国终于决定介入时，已经有近20万人死亡。在北约飞机轰炸的逼迫下，冲突各方于1995年在美国的主导下签署了“代顿和平协议”。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科索沃的阿族穆斯林又和塞族军队互相残杀起来。联合国还是那个联合国，同为斯拉夫人的俄罗斯和米洛舍维奇老朋友的中国都是具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边是辩论，争吵一直没个结果，一边是处于弱势的阿族穆斯林的村庄被夷为平地。最后当越过联合国的北约用导弹将塞族军队炸出科索沃时，被安南所称的大屠杀已经酿成。

为了清算和惩罚反人道罪行，就象对卢旺达一样，联合国也成立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战争嫌疑犯被送上审判台，前南地区渐渐地回复常态。2002年9月，新华社转载光明日报文章说：“从代顿协议签署至今的7年中，前南各民族间的和解进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整个巴尔干地区处于十几年来最稳定的时期”。强大武力会带来杀戕，但也能带来和平与稳定。虽然人们的记忆中存留的是78天史无前例的“野蛮”轰炸，眼前浮现的是美国巡航导弹下的残墙断壁，耳边想起的是空袭警报和儿童的啼哭声。固然，死于北约导弹下的 2000余人（约500多为塞族正规军军人，其余为民兵警察和无辜平民）的命是宝贵的，但也应该看到死于种族仇杀的20多万平民的血也是热的，更应该看到北约的导弹熄灭了有名的巴尔干火药桶，维护了欧洲的和平和稳定。

在今年召开的防止种族屠杀国际会议上，许多国际领导人都表达了阻止悲剧重演的决心，并给出了5项建议，比如将灾难扼杀于萌芽状态；干涉散布仇恨鼓动暴力的“民族主义”媒体；切断外界支持和禁运武器并进行必要的武装干涉。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坐以论道还行，一旦涉及出钱出力的时候就难达一致。假如在1994年的卢旺达维和需要100亿美元和5000精兵的话，如果英美法能出75亿和3000精兵，那么中俄能出25亿美元外加2000精兵吗？再说，情报毕竟是情报，虽然一直有大量的情报指向朝鲜的核设施，但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象伊拉克WMD那样的滑铁卢呢？如果不是卡扎非主动配合，利比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怎么会大白天下呢？即使确有情报显示某国有大屠杀的迹象，是否就可据此“先发制人”？在事发前，再好的情报也只是表明一种可能，就像本拉登的炸楼和萨达姆的违禁武器一样，虽然都有一些情报的支持。即使在屠杀发生后，也还有一个定性和程度问题，就像在卢旺达和前南联盟一样，联合国内部一直在为“是否出现了种族屠杀”而争论不休。

在联合国的主导下，组建维和干涉部队“以暴制暴”基本上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认同。但怎样实施武力又成了问题的焦点。当卢旺达大屠杀开始时，已有数千联合国的维和部队驻扎当地，但主持维和工作的副秘书长安南依据安理会的决议下达给达赖尔将军的命令则强调：“务必避免可能导致使用武力的举动”。中国社科院西非研究所的张郇在中央电视台卢旺达大屠杀专题节目中说：“恰恰是因为索马里的行动，他们（指美军）特别讲究交战规则，你所面对的持枪的人没有朝你开枪的话，你就无法开枪，就无法保护大批说救救我们的卢旺达人，没法保护他们，因为你无法首先开枪，怎么能阻止那些拿着枪，拿着刀去杀人的人呢？”。事实上，在南联盟也是这样，塞族军队平时对待维和士兵客客气气，相当友好，但一旦他们认为有必要时，就当靶子来打。

在当今的社会舆论和现有的国际法的框架下，外国部队处于天然的道德劣势，稍有差错就会被指控为“公然违反国际法”。更由于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即使没有差错，一个看似高傲的姿势，或是一个看似鄙视的眼神也会被媒体渲染，更会被借以煽动仇恨。那些与维和士兵对立的当地武装分子不但占据了“反抗侵略和占领”的道德制高点，还掌控了战场上的何时打怎么打的主动权。国际社会出于对武力的恐惧和警惕，给予了强势一方格外的关注和限制。但由此来束缚强者的手脚封住他们的嘴巴来获得所谓的均势，则会在事实上纵容弱势一方的为所欲为，在客观上造成更多的平民的伤亡。在伊拉克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伊拉克妇女小孩围着美军看打战热闹，血气方刚的青年不时地扔几块石头，武装分子则躲在后边放冷枪。新闻晨报几天前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叫着“并不可怕的美军”，那么这样一支“不可怕” 的军队怎么能履行职责，惩罚暴徒，恢复秩序和保护平民呢？

联合国是什么？目前的联合国不是国家的上级组织，只是众多国际性组织中的一个，她的合法性是来自于成员国的认可，她的现有权威是来自几个大国的意志和实力。十年过去了，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理令人惊骇的累累白骨并没有阻止仍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种种非人道行为，国际社会显然应该存在意志强有力的干涉力量，这支力量显然不应该仅由美国等少数强势国家来充任，但如果强势的美国撒手不管，联合国是否能够担此重任？如果她能，那么萨达姆也就不能与她玩耍12年的猫鼠游戏，延续至今的伊拉克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

安南在种族屠杀纪念会上警示国际社会：苏丹是最有可能出现种族大屠杀的下一个国家。苏丹就是那个和乌干达，塞拉里昂等一起努力将美国踢出联合国*委员会的国家，苏丹还是我们中国在非洲的主要盟友和贸易伙伴，也是我们主要的经援和军援的对象，但愿安南的警告不会成为现实。

薩克斯風·肉慾·煙斗

（转自姚大均博客“潜艇日志”：http://www.post-concrete.com/blog/?p=244）

　　Saxophone是性感的，其性感程度遠超過其他樂器。這不僅在於它的外型，雖然，沒錯，saxophone 的妖豔外貌是電子樂器當紅之前古代音樂家的「gear porn 器材色情」這種底層慾望的最佳投射焦點與宣洩「管道」（saxophone 與 gear porn 之關係可另作一本論文長度的討論）──它永看不厭的迷人彎曲度，它晃眼眩目看似超過十指數目的大量控制鍵，它完全裸露給你看可你卻仍然無法一目瞭然的機械構造，它木管不木管銅管不銅管但既木又銅的基因改造非正統的野合雜交血統，它黃銅＋竹片＋鐵皮＋軟木＋羊皮＋彈簧＋黑膠＋仿珍珠的材質混雜拼貼。
　　然而薩克斯風的「性感」，對於吹奏者來說，並非視覺的，也並不止於聽覺的（眾人皆知薩克斯風是情調／調情音樂之王，電影中香豔鏡頭出現也必配以多氣少音的薩克斯風演奏），可能是潛意識的，絕對是另一層次的。
　　在巴黎的比利時樂器設計天才阿朵夫·薩克斯 Adolphe Sax（1814-1894）於一八六〇年發明的 Trombone multipavillons（多喇叭長號）及其他管樂器足以讓現代人設計的什麼“mutant trumpet” （變種小號）之類的玩意兒顯得徹底小兒科。
　　而他發明的“saxophone”於一八四六年取得專利權，這對整個爵士樂史的貢獻與影響更是讓人想都不敢去想。
　　其實，是可以稍微想想的：爵士樂，基本上是一種眾人「捧角」的行為。這可拿京戲的欣賞行為相比，京戲迷玩的就是先區分辨認而再細細品味評論各角兒的獨特嗓音及唱腔風格。而爵士樂的賞玩基本相同，但爵士樂主要是一個器樂而非人聲傳統。爵士樂樂器雖多，但薩克斯風一直是其主流樂器；內行人甚至直呼各樂器為soprano、alto、tenor、bariton根本不再加薩克斯風一字。而能夠讓廣大爵士樂迷區分並品評眾多樂手的個性特徵，薩克斯風音色身分的易塑性就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薩克斯風」，這個我們今天視為理所當然的、預設默認的、早已司空見慣到毫無感覺的爵士樂器，其實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一百六十年後回頭看它，可以發現它有許多方面值得我們重新讚歎。
　　第一，其音色之超級敏感度，可能是全人類樂器中屬一或屬二的。你可曾想過：有哪一種樂器能如此，幾乎像用人嗓唱歌一般，讓演奏者塑造出自己聲音的獨特個性和identity身分？
　　任何一位略有程度的爵士樂迷都應該可以在兩秒鐘的John Oswald式切片採樣中（這裡的兩秒鐘並非泛指或比喻極短時間，而是真正的兩秒鐘的時長）區分並且準確辨認出John Coltrane、Stan Getz、Ben Webster、Jan Garbarek、Eric Dophy、Charlie Parker、Johnny Hodges等等樂人。這是其他任何樂器無法作到的音色個性表現。
　　人人皆知木吉他、中國古琴、小中大提琴等弦樂器因為手指直接觸控琴弦而較鋼琴、揚琴等敲擊樂器具有更高的更細緻的表現力。但那能跟薩克斯風相比嗎？
　　手指？你可知道吹薩克斯風的人是用自己身體的什麼去演奏它的？
　　我們常感歎中國古琴是人品的照妖鏡，修養不夠的，最好別去碰古琴。很少人想到，薩克斯風，其實也差不遠。
　　演奏薩克斯風，用的是呼吸、是氣，它的共鳴包括演奏者自己的整個口腔、甚至胸腔。這且都不說。口吹樂器世上種類無數，但簧片樂器是世上唯一一種伸進人體內的樂器。「伸入人體」──這可絕對是件不得了的大事。
　　其他吹管樂器，像銅管的小號、長號及更大的各種喇叭，木管的長笛等等，雖也用嘴，但人與銅管樂器之間僅有唇外／體外接觸，都和克林頓大統領關於陸汶絲琪小姐事件（「我沒跟那女人發生過性關係」）或是瑪麗華娜小姐事件（「我並沒有吸進去」）的辯詞一樣，是模棱兩可、法官都沒輒的曖昧身體關係。
　　美國眾多大統領中獨獨克林頓一人吹薩克斯風，是否純屬偶然？
　　人們常愛談到樂器演出的「身體性」。沒錯，不少樂器的演奏前提就包含了激烈的肢體行為，但它們很少能像薩克斯風這樣牽扯得上更切膚的「肉體黏膜性」。就連靜靜擱著的一支嶄新的鍍金鍍銀薩克斯風，其實也都預設了相當私密的長期的糾纒的激烈的口腔黏膜接觸。
　　為何不提古典樂器中的單簧管clarinet和雙簧管oboe？它們也同樣含於口中，不是嘛？
　　單簧管吹嘴雖與薩克斯同樣插入口內，但單簧管家族的個性明晰度及表情廣度完全不能與薩克斯風相提並論。單簧管因為結構設計純粹，音質接近正弦波，泛音不多，也因而沒法有太多個人標記表情。
　　而雙簧管，雖簧片部份也插入口中，但人與樂器的關係其實是相當疏遠、甚至是防範、不信賴的。因為是用上下嘴唇乾乾地包住雙簧片，而不能用舌頭及口內濕的黏膜部位含吮它，上下簧片在口腔中必須保持懸空。固然舌尖必需與簧片端經常發生接觸關係（送氣／斷氣閘），甚至還要用口水去潤簧片，但人口與樂器兩者的關係仍然相當的不親密。

　　單簧管雙簧管都一樣，你很難在幾秒中之內辨別出演奏者。
　　薩克斯風，不管擺在櫉窗裡收在盒子裡擦得保養得是多麼嶄新金亮，它的本質，其實是體液交纏的，是不合衛生，真正不潔的，是帶有病菌危險的，是同牙刷一樣絕對個人私用即便摯友亦不可共享的，是激情的，無疑是erotic的，甚至是auto-erotic（自體情慾）的。一場薩克斯風的吹奏，就是持續的法式濕吻（French kissing），視奏者的音樂本事而定，可能還有更多。
　　體液、黏膜、嘴、唇、口腔、舌頭、病菌、危險──這不就是就是性愛的定義之根本？其他樂器或許有不少「身體性」，但薩克斯風，可是進入了「肉體性」的另一層次。
　　這時我們才體會到香港人最早的「色士風」一譯，入木豈止三分。
　　薩克斯風的吹奏還牽涉到一項其他任何樂器都沒有的身體自虐性。這一點似乎也沒見有人研究過。薩克斯風的吹法（與單簧管相同，與雙簧管的「含住」相異），是以口咬住吹嘴。塑膠或鋼製的吹嘴上方是以牙齒直接咬著，而吹嘴的下方是以圈套鎖住的簧片，為了讓這片簧片自由振動但同時又能控制其振動，吹者要以下唇包裹住下齒而咬住這簧片。這個咬合是要一些力度的；而長時間持續地用己力以己齒咬己唇，尤其咬的是口腔下唇內側這麼細嫩充滿血絲的皮肉，其中之痛楚不難想像。
　　因此，吹奏者在初學時就都自然培養出下唇內側的一道肉繭。並且，由於其力度，其時長，對未發育完全的少年吹奏者造成下排牙齒向內彎倒變形的例子，也不是沒有的。這種痛，豈是吉他手左手指端彈出老繭可以相比的？世上樂器與人之間形成這樣一種自痛的關係、導致身體構造變形的關係，例子實在不多（我們很快想到的是幾位名小喇叭手發展出的畸形蛙鰓）。人為了藝術而令關係緊密的唇齒間自痛自戕，也是史上未見。
　　也勉強可以吧，可以視薩克斯風是一種陽物延伸，甚至是一種陽物崇拜、癖戀。比如 Anthony Braxton 癖戀的體積巨大到所奏音符低到已經無法辨別早已失去音符意義的倍低音薩克斯風contrabass saxophone。

　　但薩克斯風的陽貨隱喻並不是那麼簡單幼稚。首先，薩克斯風的演奏者絕大多數為陽性。再者，它與所有者之間的關係並非把玩或擺設供奉，而是接觸，肉體接觸，黏膜接觸。然而這個接觸不若女女戀者常戴的strap-on dildo那樣是一種簡單的身體加大延伸或者使陰變陽、從無到有的器官替代物，因為，薩克斯風本身在出氣口／出口（陽極）的另一端是一個進氣口／進口（陰極），而這個進口（陰極）本身又同時是一個插入端（陽極），必須插入、被含在男性演奏者的嘴（也是性器官之一）裡。
　　這個性別／體液／聲波／氣的線路圈裡牽涉的理論接線與流向關係相當複雜。在此且先點到為止。
　　跳到與音樂毫不相干但同樣好玩的煙斗吧。
　　煙斗在某方面與薩克斯有極大的可比性。當然，它的外型與薩克斯呈絕對類比關係，特別是Calabash型葫蘆煙斗。
　　不少高級煙斗別說造型，甚至連存放的小箱子的構造和質料都跟saxophone的一樣。
　　捲煙和煙斗在與人的關係緊密度上是沒法相提並論的。紙煙的尺寸和重量都微不足道，談不上隱喻。雪茄，則是很單純的陽物癖慾／譬喻。
　　但煙斗不一樣，它的彎度首先否定了大部份簡單化的性含意（即使是所謂直斗，斗缽直角也讓它成不了直棒）。因此，永遠脫離不了青春發情期的薩克斯風名人克林頓明顯地是個雪茄型的男士，而John Coltrane、Anthony Braxton等等深思遠慮的爵士樂薩克斯風手則當然屬於煙斗型：
　　老斗友Anthony Braxton偏愛與alto saxophone酷似的彎斗。煙斗就像他的無邊眼鏡與開襟毛衣一樣是註冊商標。注意斗口與嘴管之間大幅向左扭轉調整過的角度，絕對與薩克斯風喇叭口必須朝前的演奏習慣有關（深度爵士迷也知道Braxton早期常常將alto saxophone的體身大幅度向左扭轉）。
　　那麼，除了吸煙這一層（另一個大題目）之外，抽煙斗這個舉動與煙斗這戀物癖，它們的真正本質到底是什麼？
　　John Coltrane 是出了名的薩克斯風不離嘴。在上圖的錄音過程中的片刻歇息，改叼起煙斗。這時的煙斗或許是薩克斯風的替代品，或許是用以鎮壓住腦中仍然是數百音符向前齊衝的洪流。
　　世上最知名的斗友愛因斯坦有一煙斗名句：
　　“Pipe smoking contributes to a somewhat calm and objective judgment of human affairs.”（抽煙斗有助於我們冷靜而客觀地判斷人間事。）
　　的確，只有抽煙斗的人才能體會煙斗寧神定性的作用。
　　其實，煙斗的本質或許是成人奶嘴。抽煙斗時的吸吮動作方向（相對於演奏薩克斯風時的吹氣動作方向），更加突顯了煙斗的陰性物件隱義，也等於突顯了煙斗一物乃陰陽同體的本質。
　　另外，一提出奶嘴，順著鈎起的各種癖戀和情結連想就自然太多。而奶嘴的英文是pacifier，即「平和器」、「安撫器」之意；這一層，可是斗客們都有體會都會承認的。
　　關於這一切一切其中之究竟，也只有選出一支愛斗，裝上一斗好煙絲，播起Coltrane四重奏，花上四十五分鐘時間（是一斗煙也是一張爵士碟的時長）慢慢吐納品味琢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