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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谢韬：今年八十六岁，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一九四九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
二十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辛子陵在本书中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辛子陵在本书《结束语》中生动而深刻地讲述了这个历史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二十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 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一九六五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七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二○○○年六月三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强调：“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阮宗泽着：《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东方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九○～二九一页）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六十一名议员（全是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一千五百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一比九），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一千至一千二百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一千八百至二千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八千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和***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一九七八年公有制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清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二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一九七九年到二○○三年，国民生产总值由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增加到十一万六千九百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八点四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百分之七；按现行汇率计算，二○○三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二○○三年，创造了高于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二○○三年十一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左派”的外交主张也很骇人听闻：“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得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二○○五年十月张德勤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没有停止过。
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是二十七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书稿《千秋功罪毛泽东》，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辛子陵书稿的《结束语》指出：
一八六六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页）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马克思一八八三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一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页）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页）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得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着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着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九三○年才在苏联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国出版），他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着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所凭借的是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的影响。毛泽东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一八四八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一九一八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河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超过了这个 “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部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二页）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完成了他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他的新经济政策。他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稿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三○八页）
这是毛泽东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毛泽东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他的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在这个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论》第一卷，一九六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六二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他在《导言》里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一八四七年十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六二八～六二九页）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七○页）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度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辛子陵新书《结束语》）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四大法宝”我们学了后面三样，就是不学民主宪政。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即政治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专制独裁，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君主立宪都不行，结果清朝亡了。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各党各派，全国人民，希望毛泽东兑现延安时的民主诺言，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开民主国家新纪元。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变了脸，宣称他是 “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他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保证和不妨碍毛泽东乾纲独断的一种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丝毫不起作用，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二○○四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要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要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议会的职权，在政权体系中建立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机制。有意识地设置和强化这样一个对立面，将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清正廉洁、领导正确的执政党。
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一九九四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辛子陵的书，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